浅谈海峡两岸媒介的现代性
论文关键词：媒介 媒体 大陆 台湾 现代性 消费主义 公民社会
论文摘要：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入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等问题。
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人活动于社会之中，尤其在现代，人就活动于媒介社会之中。我们今日所述的媒介，当然不是古代邸报之流，而是所谓“现代”媒介。“现代”，却不是简单的时间先后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套依赖于因果性、统一性、终结和假定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现代性并非中国本土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伴随着西方的侵入而被植入的结果。现代媒介作为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这样在中国生根落地的。在其本土语境中，现代性媒介是与所谓的现代“主体”相伴生，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它却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由古典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主体将怎样运用现代媒介，并且在这个运用过程中，为现代媒介所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成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现代“主体”。因此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个人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一、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
中国现代转型的路线之争，最终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性路线之争，两个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代表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试图动员社会沿着自己所设计的路线前进。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在现代中国，这些政党与其说是随社会各阶级成长而诞生的代理人，倒不如说是创造了阶级自觉与阶级认同的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而媒介作为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无法避免受到政党主导的命运。
与早期中国大陆媒介变迁的情形有所不同，早期台湾媒体的生态有其自身的特征。中日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国现代经验史惨痛和屈辱的一幕。在日据时代，日本经营台湾的基本心态为殖民台湾，壮大日本本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仍将台湾之经营视为殖民成就的宣传品。殖民者如果想让殖民地人民顺从地接受统治，首要的方式就是以殖民者的文化去取代原有的文化，通过学校和媒介强化殖民教育。但是台湾人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一个统治阶级的宰制，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同殖民者平等，从而意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为了保持这种认同，台湾的知识分子最容易诉诸的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狂飙突进地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五四时代，相较于大陆的激进主义立场横扫，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则显得非常的缓和。总的来说，虽然，现代性不同方略的争论也在台湾的社会与媒介之中展开，但主流仍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关怀，这种关怀是高于具体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争的。
二、媒体与社会记忆
当不同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大陆尘埃落定之后，两岸的分离状态出现了新的格局，两岸的媒体生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在国、共两党进行激烈、残酷的斗争的语境中，其它各种话语力量还能找到夹缝中求生存的空间，媒体还可能有一定自主性的话，那么随着这场斗争的结束，这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
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胜利者需要迅速地组织起人民的历史记忆，确认实践中已经胜利了的中国革命在历史话语层面上的全面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确证不仅是通过重新编撰历史教书，在学校教育推行革命传统教育来实现；也大量通过对现代媒介的运用，将历史合法性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深植于人民的历史记忆当中。在此种模式之下，媒介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媒介的话语方式就经常呈现出仪式化、形式化、神圣化、意识形态知识化、知识道德化的特征。
仪式化的功能和效用在于，用一种强烈的情感取代代替理性的辩证的对话，如麦金泰尔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开始相信真理、道德价值并不是经由一连串的思辨而产生出来的准则，而是一组激情的机制，我们“感受”到一种什么情绪，我们就以为我们寻找到真理。然而，伟大的真理常会召唤激情，然而激情却不见得代表伟大的真理。形式化的另外一个说法则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与媒体之中呈现何种情形，人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切身体验，不必再为之详述。为了巩固某种“绝对”的超越性，神圣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意识形态”必须信仰化，才具有不可质疑、不可超越的神圣性，成为量度世界的唯一标尺，这也是全能国家主义体制下媒体所必须承担的使命。意识形态如果无法知识化的话，就无法大规模的复制。不仅如此，知识化了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信仰的方式回击质疑，还可以借用知识的名义诉诸“理性”来捍卫。总而言之，大众媒介通过上述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集体记忆的构成，而集体记忆则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的主导意识，从而全能国家实现了合意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
在海峡的另一边，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所抱持是一种“反攻”、“光复”的政治信念，这就使得国民党所要塑造的集体记忆指向中国大陆，中国意识是威权体制的国民党所极力要保持和维护的。国民党威权体制也极力动用全能主义国家所习惯动用的种种形式运作媒体，压制异议的声音，以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雷震的“自由中国”案凸显了国民党对于媒体的高压管制。但是，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不可能将它的威权推到全能主义的极致，这受到它的执政基础的限制。毕竟台湾被日本殖民者长期统治了50年，国民党需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必须对台湾地方社群在利益上有所尊重。这就为异于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留下了空间。
解严前的台湾媒体充斥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声音，就其正面意义而言，固然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但吊诡的是，国民党越是强调中国意识，却反而促使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涨，进而为台独意识提供坐大的契机。国民党的中国意识的强调，是以对台湾本土社会的利益与文化的压制为代价的，加之在国民党从光复台湾之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台湾社会受到了伤害，构造了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怨恨。国民党在台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把台湾当作反共复国的复兴基地，忽视台湾的建设，这样在台湾部分民众与知识者中反激起了对于日据时代的虚幻的美好回忆，进一步提供了台独意识的土壤。1960年代中期，国民党终于重视台湾的建设，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但是伴随着台湾经济的成长是台湾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形成对国民党党国体制进行挑战的社会基础。各种受到国民党长期压制的力量开始集结，向一党专制发起冲击，“党外”纷纷开始创办各种媒体，以越来越大的尺度向当权者的专断权力挑战，并逐渐获得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台湾媒体的生态开始了巨大的质变，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现代性媒体形式。但是，在民进党执政以后，原来如涓涓细流的台湾本土记忆开始大规模复活，民进党政权出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推波助澜地实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从而使台独意识与中国记忆构成了台湾社会的严重冲突，而媒体在这种冲突之中选边站，使得台湾媒体有退回现代性前期的政党报纸的逆流趋势。三、媒介与消费主义
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大潮中，大陆媒体曾经是率先吹起号角的角色，又一直承担着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使命。如果说媒体在过去完全是由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就处在一个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同构的语境之中。原有的国家主义是反对消费主义的，甚至它有时还是禁欲主义的，因此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构成了一个极吊诡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却是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得以延续最根本的要件。究其根底，在于原有的国家全能主义已经全面地柔性化，在经济和部分社会领域已经大规模退出，而坚守在政治领域；退出来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场域，则由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占领。消费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对人们消费模式的一种描述，如果说惯常意义上的消费是指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购买和使用某种物品或服务的话，那么消费主义的核心则在于创造人们的需要，从而不断地消费各种物品和服务。由市场资本所主导的这个过程，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需求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消费者不断地沉迷于对于各种最时新的消费潮流的追逐中，人们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确认系于不断地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各种消费。这种制造消费的能力是如此惊人，以至使传统中那些神圣的事物都全部转变成消费品。在这样的消费导向过程中，大众媒介理所当然地成为引领的角色。所以，一方面，国家主义通过消费文化将人们把注意力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而规避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可能危机；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则通过国家主义的各种机器强有力地维护其利润。
在台湾，媒介也同样成为消费主义的鼓动风潮者与推波助澜者，尤其在某些媒体进入台湾社会，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就更加不可收拾，从政治、高雅文化到各类八卦一律成为追逐的消费品。这样，台湾的媒体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怪诞景观，在公共场域，它们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和相应政党的打手，从而具有某种准国家主义的性质；在私人场域，则将一切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消费。在台湾曾经短暂形成的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无法对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严重危机作出有效的应对。消费文化的无限扩张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伤害，哈贝马斯曾经有过严厉批评，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理想型的公共空间必须是公开和自由的，公众有公平的机会参与自由的讨论，其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必须是全面和客观，从而能正确地向公众提供信息。公共空间必须独立于政治权力及市场之外，摆脱政治及经济力量的操纵和控制；公共空间还必须提供讨论的空间，而公众参与进行的沟通和讨论应该是理性和具有批判性的。③因此，海峡两岸的媒介仍然有很长的一段道路要走。
四、媒介与公民社会
今天海峡两岸媒介都处于某种发展的瓶颈之中。这其间原因当然有很多种，也有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两岸媒介都是遵循着现代大众媒介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受众主体是普罗大众，而传播主体则是精英阶层，过去是知识与政治精英，现在或许是政治和商业精英。这样的传播模式，从其根源上就预示着知识与信息的社会分层，精英通过所具有的在谱系上更高阶的知识向大众传播福音，无论这种福音是社会政治动员式的，还是消费文化商业动员式的。在这种动员模式中，社会大众只能是被动员和征用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性主体。广大普罗群众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所形成的种种具体的、分立的知识被视作无足轻重。那些来自广大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知识被放逐于知识体系之外，而事实上是，现代世界的形成的真正动力在于：每一个人的经验对于他人而言都是不同的，相互的交流是为必要。这就意味着，在总是仅仅具有局部、分立的知识的个体当中，需要通过自由的传播过程从而共享知识，正是在这种传播交往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得以扩展，一个社会的文化因此而演进。具体而言，正是在这种开放和自由的传播过程中，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可以同其它个体分享知识，并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由于传播是开放的和社会公众自由参与的，因此创新也就沿着无数不同的方向进行。而这些具体在社会成员层面上由无数个体进行的创新，又将通过传播过程，将微妙的变化累积起来，就逐渐地改变着一个社会的共享知识和社会的知识总量，更为重要的是调整着特定社会文化的内部规则，使文化在不同的方向上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无数个体又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的自由参与互相调适，熟悉新的规则，从而达成某种新的规则认同，从而实现规则的确立和演进，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传播给社会中的成员和各种组织。在经过人们的自由选择之后，新的行为方式得以扩展，一个社会的文化也由此改变了面貌。这也是哈贝马斯为什么如此强调公共领域的真意之所在，离开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现代公民社会就只是一个幻想而已。作为在现代社会起着如此举足轻重作用的大众媒体责无旁贷地应该分担建设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责任，保证大众有更充分的媒介接近权。只有这样，一个有着充分自主的公民社会才可能发育成熟起来。而我们也相信，在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交往之中，两岸人民是能够通过相互的理性交往，撤除藩篱，共同完成中国现代性的伟大工程，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民才可能是真正自治的主体，才有能力决定自身的命运。
论文摘要：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入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等问题。
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人活动于社会之中，尤其在现代，人就活动于媒介社会之中。我们今日所述的媒介，当然不是古代邸报之流，而是所谓“现代”媒介。“现代”，却不是简单的时间先后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套依赖于因果性、统一性、终结和假定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现代性并非中国本土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伴随着西方的侵入而被植入的结果。现代媒介作为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这样在中国生根落地的。在其本土语境中，现代性媒介是与所谓的现代“主体”相伴生，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它却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由古典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主体将怎样运用现代媒介，并且在这个运用过程中，为现代媒介所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成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现代“主体”。因此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个人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一、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
中国现代转型的路线之争，最终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性路线之争，两个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代表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试图动员社会沿着自己所设计的路线前进。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在现代中国，这些政党与其说是随社会各阶级成长而诞生的代理人，倒不如说是创造了阶级自觉与阶级认同的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而媒介作为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无法避免受到政党主导的命运。
与早期中国大陆媒介变迁的情形有所不同，早期台湾媒体的生态有其自身的特征。中日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国现代经验史惨痛和屈辱的一幕。在日据时代，日本经营台湾的基本心态为殖民台湾，壮大日本本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仍将台湾之经营视为殖民成就的宣传品。殖民者如果想让殖民地人民顺从地接受统治，首要的方式就是以殖民者的文化去取代原有的文化，通过学校和媒介强化殖民教育。但是台湾人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一个统治阶级的宰制，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同殖民者平等，从而意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为了保持这种认同，台湾的知识分子最容易诉诸的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狂飙突进地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五四时代，相较于大陆的激进主义立场横扫，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则显得非常的缓和。总的来说，虽然，现代性不同方略的争论也在台湾的社会与媒介之中展开，但主流仍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关怀，这种关怀是高于具体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争的。
二、媒体与社会记忆
当不同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大陆尘埃落定之后，两岸的分离状态出现了新的格局，两岸的媒体生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在国、共两党进行激烈、残酷的斗争的语境中，其它各种话语力量还能找到夹缝中求生存的空间，媒体还可能有一定自主性的话，那么随着这场斗争的结束，这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
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胜利者需要迅速地组织起人民的历史记忆，确认实践中已经胜利了的中国革命在历史话语层面上的全面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确证不仅是通过重新编撰历史教书，在学校教育推行革命传统教育来实现；也大量通过对现代媒介的运用，将历史合法性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深植于人民的历史记忆当中。在此种模式之下，媒介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媒介的话语方式就经常呈现出仪式化、形式化、神圣化、意识形态知识化、知识道德化的特征。
仪式化的功能和效用在于，用一种强烈的情感取代代替理性的辩证的对话，如麦金泰尔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开始相信真理、道德价值并不是经由一连串的思辨而产生出来的准则，而是一组激情的机制，我们“感受”到一种什么情绪，我们就以为我们寻找到真理。然而，伟大的真理常会召唤激情，然而激情却不见得代表伟大的真理。形式化的另外一个说法则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与媒体之中呈现何种情形，人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切身体验，不必再为之详述。为了巩固某种“绝对”的超越性，神圣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意识形态”必须信仰化，才具有不可质疑、不可超越的神圣性，成为量度世界的唯一标尺，这也是全能国家主义体制下媒体所必须承担的使命。意识形态如果无法知识化的话，就无法大规模的复制。不仅如此，知识化了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信仰的方式回击质疑，还可以借用知识的名义诉诸“理性”来捍卫。总而言之，大众媒介通过上述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集体记忆的构成，而集体记忆则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的主导意识，从而全能国家实现了合意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
在海峡的另一边，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所抱持是一种“反攻”、“光复”的政治信念，这就使得国民党所要塑造的集体记忆指向中国大陆，中国意识是威权体制的国民党所极力要保持和维护的。国民党威权体制也极力动用全能主义国家所习惯动用的种种形式运作媒体，压制异议的声音，以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雷震的“自由中国”案凸显了国民党对于媒体的高压管制。但是，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不可能将它的威权推到全能主义的极致，这受到它的执政基础的限制。毕竟台湾被日本殖民者长期统治了50年，国民党需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必须对台湾地方社群在利益上有所尊重。这就为异于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留下了空间。
解严前的台湾媒体充斥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声音，就其正面意义而言，固然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但吊诡的是，国民党越是强调中国意识，却反而促使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涨，进而为台独意识提供坐大的契机。国民党的中国意识的强调，是以对台湾本土社会的利益与文化的压制为代价的，加之在国民党从光复台湾之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台湾社会受到了伤害，构造了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怨恨。国民党在台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把台湾当作反共复国的复兴基地，忽视台湾的建设，这样在台湾部分民众与知识者中反激起了对于日据时代的虚幻的美好回忆，进一步提供了台独意识的土壤。1960年代中期，国民党终于重视台湾的建设，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但是伴随着台湾经济的成长是台湾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形成对国民党党国体制进行挑战的社会基础。各种受到国民党长期压制的力量开始集结，向一党专制发起冲击，“党外”纷纷开始创办各种媒体，以越来越大的尺度向当权者的专断权力挑战，并逐渐获得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台湾媒体的生态开始了巨大的质变，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现代性媒体形式。但是，在民进党执政以后，原来如涓涓细流的台湾本土记忆开始大规模复活，民进党政权出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推波助澜地实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从而使台独意识与中国记忆构成了台湾社会的严重冲突，而媒体在这种冲突之中选边站，使得台湾媒体有退回现代性前期的政党报纸的逆流趋势。三、媒介与消费主义
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大潮中，大陆媒体曾经是率先吹起号角的角色，又一直承担着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使命。如果说媒体在过去完全是由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就处在一个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同构的语境之中。原有的国家主义是反对消费主义的，甚至它有时还是禁欲主义的，因此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构成了一个极吊诡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却是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得以延续最根本的要件。究其根底，在于原有的国家全能主义已经全面地柔性化，在经济和部分社会领域已经大规模退出，而坚守在政治领域；退出来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场域，则由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占领。消费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对人们消费模式的一种描述，如果说惯常意义上的消费是指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购买和使用某种物品或服务的话，那么消费主义的核心则在于创造人们的需要，从而不断地消费各种物品和服务。由市场资本所主导的这个过程，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需求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消费者不断地沉迷于对于各种最时新的消费潮流的追逐中，人们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确认系于不断地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各种消费。这种制造消费的能力是如此惊人，以至使传统中那些神圣的事物都全部转变成消费品。在这样的消费导向过程中，大众媒介理所当然地成为引领的角色。所以，一方面，国家主义通过消费文化将人们把注意力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而规避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可能危机；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则通过国家主义的各种机器强有力地维护其利润。
在台湾，媒介也同样成为消费主义的鼓动风潮者与推波助澜者，尤其在某些媒体进入台湾社会，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就更加不可收拾，从政治、高雅文化到各类八卦一律成为追逐的消费品。这样，台湾的媒体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怪诞景观，在公共场域，它们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和相应政党的打手，从而具有某种准国家主义的性质；在私人场域，则将一切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消费。在台湾曾经短暂形成的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无法对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严重危机作出有效的应对。消费文化的无限扩张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伤害，哈贝马斯曾经有过严厉批评，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理想型的公共空间必须是公开和自由的，公众有公平的机会参与自由的讨论，其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必须是全面和客观，从而能正确地向公众提供信息。公共空间必须独立于政治权力及市场之外，摆脱政治及经济力量的操纵和控制；公共空间还必须提供讨论的空间，而公众参与进行的沟通和讨论应该是理性和具有批判性的。③因此，海峡两岸的媒介仍然有很长的一段道路要走。
四、媒介与公民社会
今天海峡两岸媒介都处于某种发展的瓶颈之中。这其间原因当然有很多种，也有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两岸媒介都是遵循着现代大众媒介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受众主体是普罗大众，而传播主体则是精英阶层，过去是知识与政治精英，现在或许是政治和商业精英。这样的传播模式，从其根源上就预示着知识与信息的社会分层，精英通过所具有的在谱系上更高阶的知识向大众传播福音，无论这种福音是社会政治动员式的，还是消费文化商业动员式的。在这种动员模式中，社会大众只能是被动员和征用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性主体。广大普罗群众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所形成的种种具体的、分立的知识被视作无足轻重。那些来自广大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知识被放逐于知识体系之外，而事实上是，现代世界的形成的真正动力在于：每一个人的经验对于他人而言都是不同的，相互的交流是为必要。这就意味着，在总是仅仅具有局部、分立的知识的个体当中，需要通过自由的传播过程从而共享知识，正是在这种传播交往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得以扩展，一个社会的文化因此而演进。具体而言，正是在这种开放和自由的传播过程中，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可以同其它个体分享知识，并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由于传播是开放的和社会公众自由参与的，因此创新也就沿着无数不同的方向进行。而这些具体在社会成员层面上由无数个体进行的创新，又将通过传播过程，将微妙的变化累积起来，就逐渐地改变着一个社会的共享知识和社会的知识总量，更为重要的是调整着特定社会文化的内部规则，使文化在不同的方向上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无数个体又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的自由参与互相调适，熟悉新的规则，从而达成某种新的规则认同，从而实现规则的确立和演进，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传播给社会中的成员和各种组织。在经过人们的自由选择之后，新的行为方式得以扩展，一个社会的文化也由此改变了面貌。这也是哈贝马斯为什么如此强调公共领域的真意之所在，离开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现代公民社会就只是一个幻想而已。作为在现代社会起着如此举足轻重作用的大众媒体责无旁贷地应该分担建设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责任，保证大众有更充分的媒介接近权。只有这样，一个有着充分自主的公民社会才可能发育成熟起来。而我们也相信，在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交往之中，两岸人民是能够通过相互的理性交往，撤除藩篱，共同完成中国现代性的伟大工程，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民才可能是真正自治的主体，才有能力决定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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