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修辞学理论建设的新贡献—评郑荣馨《语言得体艺术》
论文摘要:作为《语言得体艺术》的书评，评介了该书在修辞学理论建设的贡故，并揭示了这部修辞学理论著作的四个鲜明特.点:着眼构建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开拓修辞学研究祈领城、力图在比较研究中确立语言得体性最高原则的地位;对语言得体性概念的界定作出重要修正;调在语言的动态中研究修辞。
语言得体性是修辞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近年来“得体性”已成为修辞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中明确提出:语言得体性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抓住得体性原则也就抓住了修辞学的要领。
郑荣馨先生的(语言得体艺术》(25万字，书海出版社，200I)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部得体修辞学专著，也是作者历经5个寒暑精心完成的一项很有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概论”，阐述语言得体性的概念和意义。第二章“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把“得体性原则”与以往的主要修辞学理论分别进行深人的比较剖析，显示出浓烈的理论色彩。第三、四、五、六章分别论述语言得体的“四性”:层次性、文化性、主体性和辩证性。这四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其理论价值之所在。语言得体性是应用修辞的生命线，对人们的语言交际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最后两章侧重于语言得体性的具体运用:第七章论述“教学语言的得体性”，第八章安排了“语言得体性例析”。这部著作具有以下4个鲜明的学术特点:
一、着眼于构建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努力开拓修辞学研究新领域
《语言得体艺术》的主要贡献，就是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修辞学理论体系，显示出很强的理论思辩能力。以语言得体性原则来构建修辞学理论体系，当然也要重视修辞手段本身的科学建设;但更重要的是—将修辞手段置于语言运用的大背景中，联系说写主体(即语言表达者)和语言环境，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动态考察，以探求修辞手段适应语用各种因素的规律。该书按照语言得体性最高原则的指导思想，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可以促使人们从新的思路、新的视角考察、研究、描述修辞活动，并进而总结规律。
二、力图在比较研究中确立语言得体性最高原则的地位
作者对历史上四种不同类型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以修辞手段为核心、以“题旨情境”为核心、以语言交际为核心、“以审美价值”为核心—与得体性最高原则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对比分析。例如总结归纳出:“修辞手段论”属于静态的、孤立状态的、平面的研究;而“语言得体论”侧重于动态的、在辩证联系中的、立体的研究等。既分别肯定了它们的成就和贡献，也客观地指出其缺陷和局限性。从而在深人而公允的比较研究中，把语言得体性确定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着意对语言得体性概念的界定作出重要的修正
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明确指出: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经过深刻而填密的思考，郑荣馨先生对这个定义作出如下修正:“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说写主体和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王希杰先生在对得体性进行论述中也涉及了说写主体，但他是把说写主体包括在语言环境之中论述的。《语言得体艺术》则主张把语言的说写主体从语言环境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语言得体的四要素(语言材料、说写主体、语言环境、适应程度)之一。笔者认为，这个修正，是对语言得体性研究和语境理论研究的一个贡献:把说写主体从语境中分离出来，突出其在语言得体理论框架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理论上可以立住，而且在研究实践中更有利于对语言得体性规律做出科学辩证的描述和阐发。这个理论创新，源于郑先生对语言环境的新解释:“语言环境是与说写主体有关的客观环境”。对语境概念的这个修正，直接影响到全书的理论体系和论述，该书第五章“语言得体的主体性”就专门论述了语言材料对说写主体的适应问题。
四、强调在动态中科学辩证地研究修辞，语料丰富，论说流畅
贯穿全书的论述中心，就是探寻通往“得体”的路径，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适应”。作者认为“适应”应该是动态的，是有层次的、也是没有终极、没有顶端的。因而要以动态的观点，辩证地处理好修辞研究中随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
该书对于读者具有一种亲和力，有可读性和实用性，而绝无某些同类著作空谈玄理、罗列公式、味同嚼蜡之弊。郑先生强调“理论的规律植根于语言”，在研究中“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观点从材料中来，。全书采集引用了丰富、生动而鲜活的现实生活的第一手语料，而出自名家名作的语料所占比重很小。该书贴近生活，论说深人，语言流畅，在娓娓道来之中，昭示出厚实的理论功底和开拓创新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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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得体性是修辞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近年来“得体性”已成为修辞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中明确提出:语言得体性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抓住得体性原则也就抓住了修辞学的要领。
郑荣馨先生的(语言得体艺术》(25万字，书海出版社，200I)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部得体修辞学专著，也是作者历经5个寒暑精心完成的一项很有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概论”，阐述语言得体性的概念和意义。第二章“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把“得体性原则”与以往的主要修辞学理论分别进行深人的比较剖析，显示出浓烈的理论色彩。第三、四、五、六章分别论述语言得体的“四性”:层次性、文化性、主体性和辩证性。这四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其理论价值之所在。语言得体性是应用修辞的生命线，对人们的语言交际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最后两章侧重于语言得体性的具体运用:第七章论述“教学语言的得体性”，第八章安排了“语言得体性例析”。这部著作具有以下4个鲜明的学术特点:
一、着眼于构建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努力开拓修辞学研究新领域
《语言得体艺术》的主要贡献，就是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修辞学理论体系，显示出很强的理论思辩能力。以语言得体性原则来构建修辞学理论体系，当然也要重视修辞手段本身的科学建设;但更重要的是—将修辞手段置于语言运用的大背景中，联系说写主体(即语言表达者)和语言环境，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动态考察，以探求修辞手段适应语用各种因素的规律。该书按照语言得体性最高原则的指导思想，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可以促使人们从新的思路、新的视角考察、研究、描述修辞活动，并进而总结规律。
二、力图在比较研究中确立语言得体性最高原则的地位
作者对历史上四种不同类型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以修辞手段为核心、以“题旨情境”为核心、以语言交际为核心、“以审美价值”为核心—与得体性最高原则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对比分析。例如总结归纳出:“修辞手段论”属于静态的、孤立状态的、平面的研究;而“语言得体论”侧重于动态的、在辩证联系中的、立体的研究等。既分别肯定了它们的成就和贡献，也客观地指出其缺陷和局限性。从而在深人而公允的比较研究中，把语言得体性确定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着意对语言得体性概念的界定作出重要的修正
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明确指出: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经过深刻而填密的思考，郑荣馨先生对这个定义作出如下修正:“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说写主体和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王希杰先生在对得体性进行论述中也涉及了说写主体，但他是把说写主体包括在语言环境之中论述的。《语言得体艺术》则主张把语言的说写主体从语言环境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语言得体的四要素(语言材料、说写主体、语言环境、适应程度)之一。笔者认为，这个修正，是对语言得体性研究和语境理论研究的一个贡献:把说写主体从语境中分离出来，突出其在语言得体理论框架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理论上可以立住，而且在研究实践中更有利于对语言得体性规律做出科学辩证的描述和阐发。这个理论创新，源于郑先生对语言环境的新解释:“语言环境是与说写主体有关的客观环境”。对语境概念的这个修正，直接影响到全书的理论体系和论述，该书第五章“语言得体的主体性”就专门论述了语言材料对说写主体的适应问题。
四、强调在动态中科学辩证地研究修辞，语料丰富，论说流畅
贯穿全书的论述中心，就是探寻通往“得体”的路径，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适应”。作者认为“适应”应该是动态的，是有层次的、也是没有终极、没有顶端的。因而要以动态的观点，辩证地处理好修辞研究中随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
该书对于读者具有一种亲和力，有可读性和实用性，而绝无某些同类著作空谈玄理、罗列公式、味同嚼蜡之弊。郑先生强调“理论的规律植根于语言”，在研究中“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观点从材料中来，。全书采集引用了丰富、生动而鲜活的现实生活的第一手语料，而出自名家名作的语料所占比重很小。该书贴近生活，论说深人，语言流畅，在娓娓道来之中，昭示出厚实的理论功底和开拓创新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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