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价值统一度量问题的争论
长期以来，人们被价值复杂的表现形式所迷惑，看不到它们在深层次上的统一特性或通约性。许多人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因而根本不可能进行统一度量。有人甚至声称自己用“逻辑论证的方法”在理论上完全否定了统一度量的可能性。人们之所以会否定价值统一度量的可能性，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１、价值主体特性的不确定性。它是指事物对于不同生理、心理和精神素质的主体将表现出不同的价值，事物对于同一主体的不同生理、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变化状态也将表现出不同的价值。价值的主体特性决定了任何事物的价值会随着使用者素质和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２、价值客体特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指不同品质特性的事物对于使用者将表现出不同的价值。事物的品质特性是复杂多样的，可以分别用物理的、化学的或数学的方法来描述和度量，如物体的几何尺寸可用“米”来度量，质量可用“千克”来度量，化学能量可用“焦耳”来度量。
３、价值介体特性的可变换性。它是指事物对于不同的环境条件将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对于同一环境条件下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区域内也将表现出不同的价值。价值的介体特性的可变换性，使事物的价值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
４、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不同步性。它是指主观价值总是或多或少地偏离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是客观价值的主观反映，其大小受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随着人的欲望、感情和情绪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5、价值类型的多样性。价值可分为使用价值与劳动价值两大类型，理论界长期没有解决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长期将它们分别置于具体范畴与抽象范畴两个不同范畴之中。
事实上，价值的以上五种特性只能说明价值的复杂性，而不能说明所有价值不能进行统一度量。
二、实现不同价值统一度量的历史必然性
价值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价值的生产活动与价值的消费活动，社会事物的运动与变化在本质上就是价值的运动与变化，因此价值理论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社会控制、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历史趋势是精确化、客观化与系统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精确化、客观化和系统化的社会科学做为理论支持，为此必须首先实现价值理论的客观化、精确化和系统化，而对价值的统一度量是实现价值理论客观化、精确化和系统化的前提条件。
1、社会管理精确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事物较为简单，社会只需要通过简单的、直接的、线性的方式进行宏观的、粗线条的控制与管理，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科学的精确性要求不高，推动社会科学朝精确性方向发展的动力并不太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事物的复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通过简单的、直接的、线性的方式进行宏观的、粗线条的控制与管理，将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偏差与失误，并由此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害，推动社会科学朝着精确性和客观性方向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社会分工日趋细微，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控制的手段也随之越来越丰富多样、准确及时，各种法律条文日趋具体化、精细化，这就在技术上产生了对社会科学精确性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而在技术上产生了对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精确性越来越高的要求。只有实现价值的统一度量，才能提高价值理论的精确性，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科学的精确性，从而推动社会控制、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精确性发展。
2、社会管理客观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和评价要受到众多主观因素（特别是感情因素）的制约，而这主要取决于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各种社会科学因而很容易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阶级性。这种由利益关系所引起的“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民族感情和阶级感情），诱导人们形成非中性的、非客观的、非理性的观察态度，这就容易形成代表不同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社会科学”，而且互不妥协，各自为政，从而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进而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价值虽然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即同一事物对于不同的主体将会有着不同的价值），但价值本身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科学虽然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但社会科学本身是客观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事物与社会规律较为简单，人们只需要凭借简单的主观认识方式就可以较为正确地反映社会事物及其规律性，并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即使由于认识偏差而导致了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上的失误，也容易及时地予以纠正与弥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事物与社会规律越来越复杂，通过简单的主观认识方式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认识偏差，并由此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害，一旦因认识偏差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也难以进行及时地纠正与弥补，这就在技术上产生了对社会科学客观性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而在技术上产生了对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客观性越来越高的要求。只有在确定了客观的判断标准与度量尺度以后，才能实现价值的统一度量，才能提高价值理论的客观性，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才能推动社会控制、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客观性发展。
3、社会管理系统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科学的社会管理必须要有强烈的系统性思想，而系统性思想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概念体系的一致性，逻辑关系的层次性，尺度标准的统一性，关联因素的辩证性，协调关系的全局性。科学的社会管理必须要有正确的社会科学作为理论支持，然而目前的社会科学严重地缺乏系统性，具体表现为：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之间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矛盾（例如，关于价值的定义），许多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层次性没有理清（例如，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证），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之间没有统一的尺度标准（例如，关于统一价值尺度的确立）。这主要是由于目前的价值理论在系统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价值工程学等）在价值定义、价值判断标准、价值度量方法、度量单位、发展特性的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在价值哲学或哲学价值论中，价值所表示的主要是伦理与道德等方面的含义，其大小用真善美（或假丑恶）的程度来衡量；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所表示的是商品中凝聚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其大小用劳动者生产该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在经济学中，价值所表示的主要是商品的生产费用或劳动成本，其大小用商品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时所耗费的货币量来衡量；在价值工程学中，价值所表示的是功能与成本的比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关联性与相互制约性越来越强，从而在技术上产生了对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系统性越来越高的要求。只有实现价值的统一度量，才能有效地提高价值理论的系统性，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科学的系统性，才能推动社会控制、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系统性发展。
三、实现不同价值统一度量的可能性
虽然，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创立出一个理论学说，来论证和实现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进行统一度量，但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无时不刻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度量与价值计算。
1、个人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计算。一个人在进行重大的工作目标或生活目标的确立时，总是会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进行统筹兼顾和全面均衡，这些利益都是不同形式价值的现实体现，而“统筹兼顾”与“全面均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计算与价值比较的具体过程；一个人在对具体行为方案进行判断与决策时，总是在不断地“权衡利弊”，“利”是指各种各样的正向价值，“弊”是指各种各样的负向价值，而“权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比较与价值计算的过程；一个人在对各种价值事物进行选择与取舍时，总是在进行“计较得失”，“得”是指各种各样的正向价值，“失”是指各种各样的负向价值，而“计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计算和价值比较的过程。此外，人对具有复杂价值关系的事物进行取舍时，总是会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而“思想斗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计算与价值比较的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向人的精神领域扩展，人们在进行商品的“等价交换”过程中，总会不断进行各种精神方面的价值计算与价值比较。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在精神、物质等方面的人际交往时同样遵循着较为复杂的“等价交往”的一般规律（详见拙文“人际交往的一般规律”），那么，人在实施人际交往的具体过程中必然会不断进行价值计算与价值比较。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同事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礼尚往来与人情世故，并不是无序的，也必然注入了每个人各自的价值计算与价值比较的详细内容，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过程，无不反映了贪官们在人际交往过程精细的、偏离社会公德的、奇形价值观的价值比较与价值计算。
2、目标管理中的价值计算。一个社会、一个集体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价值目标与社会使命，总是会采用各种形式的目标管理，而目标管理的具体方法是：将总体目标总是会分解为若干个一级子目标，而每个一级子目标又会分解为若干个二级子目标，并确立每个一级子目标和二级子目标在总体目标中占有不同的分值与权重。不难发现，任何形式的总体目标在本质上都是价值目标，任何形式的目标管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管理，各种子目标的分值与权重既反映了该子目标对于总体目标的价值重要性，也反映了与其它子目标之间的相对价值关系（但不是绝对价值关系）。因此目标管理中各级子目标的分值与权重的确立过程，就间接反映了这个集体的领导者对于各级子目标所隐含的价值内容进行价值计算与价值比较的具体过程。
3、社会现实活动中的价值计算。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与文化关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关系，因此对于各种社会事务的处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关系或利益关系的协调，许多社会事务的处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或化解为经济关系或金钱关系的协调，许多社会矛盾的缓解与消除，最终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金钱形式来进行解决和补偿。例如，权利的侵犯、荣誉的坫污，健康的损害，生命的丧失、家庭的破裂、工作的丢弃、感情的伤害、环境的破坏等，都可以采用相应数额的金钱进行补偿，这标志着许多社会事物的价值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为相应的经济价值或金钱数额。
既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计算与价值比较，那么，就应该能够在理论上论证出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可以进行统一度量。
四、实现不同价值统一度量的理论步骤
要实现对于不同形式价值的统一度量，就必然分几个步骤来完成。
1、从物理学角度重新定义“价值”概念
要对不同形式的价值进行统一度量，就必然首先了解什么是价值？价值的起源是什么？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那么价值现象也必然是从低等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既然低等动物又是从基本的生命物质（如蛋白质、氨基酸等）进化而来，那么人类复杂的、高级的价值形式必然也是从简单的、低级的价值形式进化而来，那么价值的原始形态是什么？价值的起源是什么？然而，目前的价值理论都没有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价值是被人类自身定义或赋予的，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原始形态，因此对于“价值”的定义就必然是五花八门。
19世纪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依据推演出的退化观念体系，它认为，由于能量的耗散，宇宙趋于“热寂”，无序度趋于不断增长，熵函数不断增大，整个世界随着时间的进程而走向死亡；另一种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观念体系，它指出，社会进化的结果是种类不断分化、演变而增多，结构不断复杂而有序，熵函数不断下降，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向着更为高级、更为有序的组织结构发展。为此，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创立了“耗散结构论”，他认为，一般的物质系统总是朝着不断无序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当物质结构处于远离平衡区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中，将会产生的一种稳定的自组织结构——即耗散结构，由于存在非线性的正反馈相互作用，能够使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产生协调动作和相干效应，使系统从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生物机体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人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由于生命机体与人类社会的有序化发展过程往往需要以环境更大的无序化为代价，因此从整体上讲，由人类社会本身与周围环境所组成的更大范围的物质系统，仍然是不断朝无序化的方向发展，仍然服从热力第二定律。
按照耗散结构论，“负熵”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然而，按照社会科学的一般观点，价值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那么，物理学意义的“负熵”是不是完全等价于社会学意义的“价值”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熵与负熵是一个状态函数，熵本身不能直接输入或输出，即“熵流”或“负熵流”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它只能依附于一定的能量之上，或者说，熵或负熵只能以一定的能量为载体，才能进行输入或输出，即推动系统的熵函数发生变化的动力源只能是能量，而不是“负熵流”。以熵为承载物的能量称为熵变能，其中，能够推动系统的熵函数产生熵减（或负熵）的基本变量，就是负熵能（或有序化能量）。另一方面，负熵（或有序化能量）只是从纯能量交换的角度来考察外界事物对于系统的有序化程序的影响情况，然而一般生命系统与外界之间不仅会产生能量交换，还会产生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外界的物质或信息的某些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系统有序化能量的流失速度，提高系统有序化能量的利用效率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替代、补偿、加强和扩展有序化能量的作用，而物质或信息的这些特性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运行、维持和变化，由此所消耗的能量就是间接的有序化能量。也就是说，影响系统有序化程度的变量因素除了直接的有序化能量，还有间接的有序化能量，这些间接的有序化能量对于生命系统而言，并没有具体表现为能量形式，而是具体表现为物质或信息的某些非能量特性，只能是虚拟的能量形式，因而称之为虚拟有序化能量。实在有序化能量与虚拟有序能量构成了影响生命系统有序化程度的全部变量。价值是推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它包含了影响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所有变量，因此，从物理学角度可以采用“虚拟有序化能量”（即间接有序化能量）与“实在有序能量” （即直接有序化能量）之总和（即广义有序化能量）来重新描述和定义“价值”概念。
2、确立统一度量的价值尺度
任何一门科学，如果其基本的度量标准是主观的、含糊的、不稳定的、不精确的，那么通过它所计算出的所有量度、指标和模型也就更加如此。自然科学对于其基本度量标准的规定是非常客观的、稳定的和精确的，如物理学对于长度、质量、时间、力、温度等基本度量标准的规定非常严格。因此要对不同形式的价值进行统一度量，就必须对统一度量的价值尺度进行严格的规定，使其保持高度的客观性、稳定性和精确性。然而，到目前为止，在价值理论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在经济领域，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法定货币（如人民币、美元、日元、欧元等）作为统一的价值尺度，然而这种价值尺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发生剧烈波动时，将会产生剧烈的变化，从而不具备客观性、稳定性和精确性，不能作为非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统一的价值尺度。如果采用重金属（如金、银、白金、铜等）作为统一的价值尺度，那么其价值内涵也会因为这些金属的矿产贮量、开采速度、开采技术、市场供求关系、政治与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也不具备客观性、稳定性和精确性。
对于低等动物来说，食物中所包含的生物化学能量是其最基本的有序化能量，动物之间的竞争在根本上是对食物能量的竞争，动物之间其它生存要素（如土壤、空气、水分、阳光、营养元素等）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竞争最终都可归结为或化解为食物能量的竞争。人类也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食物能量也是人类发展初期最基本的有序化能量，因而也是价值的原始形态，其它价值形态都是从食物能量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将“食物能量”确定为所有形式价值进行统一度量的价值尺度。
3、所有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都可折算成食物能量
在总体上讲，人们消费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主观动机在于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或需求，而客观动机在于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劳动能力，更直接的客观动机在于为自身机体积累必要的劳动潜能。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生活资料分别满足人的不同层次的客观需要，分别形成不同层次的劳动潜能，并分别服务于不同层次的劳动能力。
⑴ 温饱类使用价值都可折算成食物能量。温饱类使用价值用以形成人的生理化劳动潜能，目的在于维持和发展人的基本的生物化学反应能力（主要用能量代谢率来描述），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建立在基本的生物化学反应的基础之上，只有具备了基本的生物化学反应能力，人才能有更高级的行为和思维能力。生物体内的生物化学反应可以集中表现出生物体对于外界的能量交换情况，即生物化学反应总量可以用能量代谢量来描述，生物化学反应能力可以用能量代谢率来描述。温饱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是以食物能量为核心的，食物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原始意义就是它所包含的生物化学能量，所有其他非食物能量形式的温饱类生活资料都是为了节约、替代、补偿、加强和扩展食物能量的作用（例如，衣服原始目的在于御寒，以减少体热的散失），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为食物能量所替代和补偿，由此可折算成一定的食物能量。
⑵ 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都可折算成温饱类使用价值。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用以形成人的个体化劳动潜能，目的在于维持和发展人的个体化劳动能力，以提高人对于生理化劳动潜能的利用率和放大倍数。在一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生理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生理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个人的实际劳动潜能，任何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因为内部的健康原因和外部的安全原因而丧失其劳动能力，即个人所积累的生理化劳动潜能总会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这种失效率称为“生命失效率”（或生理失效率），它由两部分构成：①内部生命失效率，它是由个人的健康状态来决定的；②外部生命失效率，它是由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安全性能来决定的。因此，个体化劳动能力的客观目的在于提高生物化学反应能力的利用率和放大倍数，个体化劳动潜能的客观目的在于提高生理化劳动潜能的利用率和放大倍数。用于降低人的内部生命失效率的生活资料称为健康类生活资料，用于降低人的外部生命失效率的生活资料称为安全类生活资料。例如，营养物质、安全保卫设施、劳保用品、舒适服装、审美艺术品、优雅环境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与环境的安全性能。由于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的客观目的在于降低温饱类使用价值的失效率或提高温饱类使用价值的有效率，因此必然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温饱类使用价值。
⑶ 人尊与自尊类使用价值都可折算成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人尊与自尊类使用价值用以形成人的社会化劳动潜能，目的在于维持和发展人的社会化劳动能力，以降低人的社会生命的失效率，提高个体化劳动潜能的利用率和放大倍数。在一般的社会环境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个体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社会认可的劳动能力，这是由于任何个人都会因为某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其劳动岗位并不能完全与其劳动能力相匹配，或者找不到可以释放劳动能力的劳动岗位，从而造成部分个体化劳动潜能的失效和浪费，即个人所积累的个体化劳动潜能总会因劳动岗位的不匹配而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这种失效率称为“社会失效率”，它由两部分构成：①内部社会失效率，它是由个人对于社会的选择倾向性来决定的，其大小取决于个人对于社会或他人的爱与尊重的程度；②外部社会失效率，它是由社会对个人的选择倾向性来决定的，其大小取决于社会对于个人的爱与尊重的程度。如果一个人对于社会或他人有较高程度的爱与尊重，他就会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积极主动地为这个社会或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自觉地把自己的所有个体化劳动潜能与社会或他人的需要结合起来，以实现他对劳动岗位的最佳选择，从而使个体化劳动潜能尽可能地转化为对社会或他人有用的劳动能力；如果社会对于这个人有较高程度的爱与尊重，就会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为他提供相匹配的劳动岗位，为他尽情地发挥聪明才智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使他的所有个体化劳动潜能尽可能地与社会的需要或他人的需要结合起来，使个体化劳动潜能尽可能地转化为社会认可的劳动能力。用于降低人的内部社会失效率的生活资料称为自尊类生活资料；用于降低人的外部社会失效率的生活资料称为人尊类生活资料。例如，奖状、奖金、荣誉、职务级别、头衔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改变社会对于个人的尊重程度，能够满足人们对于自尊与人尊的需要。由于人尊与自尊类使用价值的客观目的在于降低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的失效率或提高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的有效率，因此必然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安全与健康类使用价值。
⑷ 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使用价值都可折算成人尊与自尊类使用价值。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使用价值用以形成人的理性化劳动潜能，目的在于维持和发展人的理性化劳动能力，以降低人的理性生命的失效率，提高社会化劳动潜能的利用率和放大倍数。在一般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有用的劳动能力，真正用于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这是由于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各种社会性弊病，如贪污腐败、思想僵化、分配不公等，这些社会性弊病必然引导部分社会化劳动潜能投入不合理的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而造成流失与浪费，即社会总会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其部分社会化劳动潜能不符合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真正需要或理想需要，而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这种失效率称为“理想失效率”，它是由社会对于人类理想目标的选择倾向性来决定的，其大小取决于该社会内部的实际运行状况与人类理想目标相符合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人生信仰，真正把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按照正确的人生信仰来确立自己的职业追求和劳动能力的发展方向；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来释放出自己的全部劳动能力；把“自我”融化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之中，那么他所造成的社会劳动潜能的流失与浪费就会大大下降，从而形成最大的理想劳动能力。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努力使自己的社会行为符合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致力于对外和平共处、对内安全稳定，致力于经济建设、人口控制和科学文化等事业的发展，那么它所造成的社会劳动潜能的流失与浪费就会降到最低限度；相反，一个社会如果错误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外搞侵略、对内搞迫害，忽视经济建设、人口控制和科学文化等事业的发展，那么它所造成的社会劳动潜能的流失与浪费就会大大提高。由于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使用价值的客观目的在于降低人尊与自尊类使用价值的失效率或提高人尊与自尊类使用价值的有效率，因此必然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人尊与自尊类使用价值。
综上所述，人的本质力量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渐发展起来的，高层次本质力量的客观目的在于在更大范围、更持久、更可靠地维护和更有效地利用低层次本质力量。与此相对应，人的劳动潜能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渐发展起来的，高层次劳动潜能的客观目的在于在更大范围、更持久、更可靠地维护和更有效地利用低层次劳动潜能。总之，一切形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在客观上最终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提高食物能量的利用率，因此最终都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食物能量。
4、所有劳动价值都可折算成生活资料使用价值
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价值”概念抽象化、神秘化了，把它与使用价值对立起来，提出具有“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劳动价值”的观点。事实上，使用价值与劳动价值是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劳动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种能够创造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它是由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而来，又服务于使用价值的增值。人类的机体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价值投入产出系统，投入使用价值（以生活资料的形式），产出劳动价值（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具体过程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一是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在“消费过程中”转化为人的劳动潜能；二是劳动潜能在“劳动过程”中释放出来并转化为劳动价值；三是劳动价值又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在信息的驱动下产生相干作用和协调作用（注意，劳动过程通常与生产过程同时进行），并与之一起等量转移到产品之中，同时产生一定的价值增值，也凝聚于产品之中。理论证明，劳动价值可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来进行度量，劳动价值与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劳动熟练度等变量之间存在特定的函数关系（详见拙著《统一价值论》）。
5、所有生产资料使用价值都可折算成劳动价值
在一般生产系统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可分为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料）和劳动力两大类，其中生产资料表现为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劳动力表现为劳动价值，两者在生产过程中在信息的驱动下产生相干作用和协调作用，从而产生价值增长。在均衡状态下，劳动价值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率是相同的；在非均衡状态下，如果劳动价值的边际贡献率较大，那么该生产系统就会不断加大劳动价值（即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规模，直到其边际贡献率等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率；反之，如果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率较大，那么该生产系统就会不断加大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即生产资料要素）的投入规模，直到其边际贡献率等于劳动价值的边际贡献率。总之，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在生产系统的均衡状态下与等量的劳动价值具有等效的价值增值效力，因此可以折算成相同数量的劳动价值。
五、实现不同价值统一度量的重大意义
对不同价值实现统一度量，这是价值理论的重大飞跃，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大飞跃，它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1、架起了社会科学全面走向自然科学的桥梁。人类主体（社会、集体和个人）之间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其核心内容都是利益关系，而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关系，社会事物的一切变化实质上最终都是一种价值的变化，因此，价值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价值理论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价值一旦实现了客观的、精确的、科学的统一度量与精确计算，而且这种计算又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遵循着严密的逻辑程序与数理法则，那么，整个价值理论就可以实现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这将必然有力推动整个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从而有力地消除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的主观性、模糊性和歧义性。
2、促进了社会科学之间的大融合。由于实现了不同形式价值的统一度量，就可以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全新的、统一的价值理论体系。由于所有社会科学都必须建立一定的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因此价值理论一旦实现了统一，就必然会引发整个社会科学的大融合、大统一。例如，经济学理论可以推广延伸到社会科学其它领域，许多经济学模型在进行适当转换以后，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反过来，其它领域的社会科学理论又可以推广延伸到经济领域。许多社会规律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往往有共同的母规律。
3、奠定了情感机器人的理论基础。情感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主观意识形式，它所对应的客观存在就是事物的价值关系，即情感的哲学本质就是人脑对于事物价值关系的主观反映，情感与价值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把一个全新的、统一的价值理论延伸到人的精神领域，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情感理论——“数理情感学”，这个理论建立了情感的数学模型，阐述了知、情、意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了情感运行的内在逻辑程序，从而为情感机器人的研制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①仇德辉著，《统一价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②仇德辉著，《数理情感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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