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比性的概念：文化政治视野里的普遍与特殊
只要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发生了互动关系，就会涉及到比较和可比性的问题。因此，无论在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比较的意识都要受制于、依赖于一个直觉或认识，这就是：物质现实和人类理解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但凸现了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成就，也暴露了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彼此间的悬隔状态。因此，比较作为一种理解的途径就指向不同人类生活现实之间的转译。对"可比较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就是探讨这种转译活动的可能性、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只是这种概念的思考并不能从概念的空间里面推演出来，而必须诉诸更为广大的社会生活范围里的经验的直觉、认识、和意愿。这种直觉指向了一种需要，一种热情。由此人们期待和想象一种整合的、普遍的历史，一种须在共享的全球文化空间中实现的时间构想，一种统一的、但又不乏内在差异的生活形式。
从这个问题的角度看，作为一门"理解的科学"的阐释学历史地产生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并非偶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思想总体上受制于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世俗领域在近代欧洲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扩展对意义的超越地域性的确定性、同一性、和普遍性提除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同样的历史进程也通过市场、金钱、技术、官僚管理制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而造成了传统的意义有机体的瓦解。韦伯后来曾提醒德国人，说当你看到一座气派的庄园或城堡时，它的美丽的外观丝毫不能告诉你它在房产按揭方面的是如何安排的。 也就是说，当新的个人或个体性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自身的统一性时，原先无机地悬置在经验时空中的事物和现象就向一个新的有机的符号体系汇聚；以往是异质的文化和生活形态不得不再一个扩大了的意义的共同体中力求达到新的和谐。然而，当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和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的道德心理结构不再能够承当意义共同体的仲裁者时，随着经验世界里具体意义变得流动、不确定、和难以把握，"意义"本身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比较研究的对象。从这个历史的角度看，"意义"问题的意义正在于"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的历史性出现，在于对它出现的具体历史条件的理解。我们可以用"阐释学的发明"来标明这一历史的关口。现代阐释学肇始于实施莱尔马赫的宗教阐释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而确立于以现象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和思想史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文本阅读理论（伽达默与利科）。"精神科学"（狄尔泰）文本理论、翻译理论、话语分析理论。穿越文本的活动以其内在的"主观性的悬搁"（the suspension of subjectivity)和"视界的融和"（fusion of horizon)等概念不但成为当代阐释学的标志，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
作为文本理论的阐释学理论的特殊韵味在于，它同时提出了主体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并把它同"文本间性"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的概念打成一体。的确,比较和可比性不仅预设了他者的存在，而且还力图围绕或通过他者来重新界定自我。就此而言，可比性观念表达了一种意愿甚至渴望，要实现不同人类群体的和平共处和相互理解。在对和平和共同利益的这种隐含的或明确的企盼中，比较思维必须与一个想象的总体同呼吸，共命运，而这个总体在概念上大于部分之和，也比部分之和更为复杂。因此，可比性问题作为对比较研究实践的反思检讨，就与有关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了。
因此，比较研究一方面要论证普遍性假定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要对它提出疑问。在捍卫普遍性观念时，比较的意识无意于支持以普遍人权、理性交往为名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与设。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观念的含义并非超越历史、社会、和文化差异性而直接诉诸普遍人性的文学写作，而是对不同生活世界之间的交流、理解、转译、和相关性意识的渴望。歌德自己在魏玛遍读欧洲各地的进步报刊（如《爱丁堡评论》、《两世界评论》）和所能搜集倒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如《鲁拜集》、《玉娇李》的德译本）。由此歌德得以通过领会其他生活世界的"意义"而返诸德国具体地说社会现实，致力于德国启蒙和民族文化建设。杰姆逊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当代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理论活动的目的不在于"订阅"哪一家理论话语或以哪一家理论品牌作为批评活动的范围。相反，它在于在理论话语之间进行无休止的中介活动，在于从种种受局限的理论立场和概念体系中把握其各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他们各自问题的相关性。 杰姆逊遂把历史视为"总体"，但他的总体论却建立在具体、特殊的问题域之间的联系和"可译性"之上，而非诉诸任何超验的"本质"。
比较研究无意赞同被意识形态所利用或浸透着意识形态的世界历史目的论，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目的论。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正当性对于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仍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但非西方国家在以民族国家理论对抗西方霸权时，不能不对民族国家内在霸权的扩张势能有所警惕。这种过度扩张在后现代性和全球化条件下往往被误认为对民族主义的超越。这不但是美国的全球帝国形态的内在悖论，也把西方现代性中有关"人的本质"（人权、自由，平等，等等）的种种修辞术还原到一个充满等级制的、不均衡、不平等的历史现实中去。相反，本文旨在全面思考不同社会经济系统和文化传统的相关性和相依性问题，认识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对一个多元的价值和政治系统进行乌托邦式的探寻，而这个多元系统允许具有根本差异性的生活方式和主体立场的共存。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普遍性和可比性这两个概念植根于特殊性之中，涉及到根本的物质和历史特殊性；比较及其过度伸展--伸展进普遍性话语-是特殊性的文化思想表述、政治表达乃至自我肯定的有机组成部分。用一种略带黑格尔意味的语言来说，或者再准确一些，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语汇来说，它们是特殊性的自我意识。
与此同时，对普遍性假定提出疑问，并不是在暗示说，人们可以轻易地退回到各种以宗教、种族、族群和性别本质主义或"被建构性"为基础的身份政治话语，或者从文化或文明的视角来划定全球冲突的战线。相反，对普遍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旨在追究普遍性概念的历史和政治渊源，以便从内部重新思考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这种批判是要从比较和可比性的问题出发重新思考普遍性的概念。这番带有历史具体性的重新思考还将表明，作为特殊性的自我意识，普遍性概念是通过特殊性的内在的历史和政治逻辑--尤其是资产阶级财产和主体性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理性实现"--产生出来并获得界定的。在经过了这样的界定之后，从比较和可比性的角度对普遍性所做的重新思考迟早会推进到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即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比较和可比性的概念本身摆脱了对本质、普遍形式的柏拉图式热情。它也反对黑格尔的假定：按照这个假定，以往的一切历史发展阶段必然在一个建基于特殊的民族、宗教、种族或文化传统的理想政体或理想化政体中达到极致和圆满。但是，就连对协商、中介和临时性的最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介入也要以一个谨慎的信念--即便不是信仰的话--为出发点。这个信念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系统确实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可以将它们置于一个融贯的叙事和再现总体中，从历史和理论的层面上加以理解。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比较的目的是要探寻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转译或可转译机制，而这种机制是历史地、唯物主义地积淀下来的。
康德在《带有世界性目的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历史……使我们产生了一个希望：如果它大规模地考察人类意志的自由运用，它就能够发现源于自由意志的行动中间的一种有规律的推进过程。同样，我们也可以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尽管个体的行动包含着一些引人注目的杂乱的、偶然的因素，但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可以确认，这些因素体现了人的原初能力的持续而缓慢的发展。
这段话并没有明确涉及到比较社会和文化研究的问题，但是，它从"整个人类"的缓慢发展及其原初能力的实现出发规范地界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一来，康德的历史观念就在总体性观念的背景下确立起来。这种总体性观念既承纳又压制了比较和可比性问题。
如果说尼采的早期著作（《不合时宜的思考》和《悲剧的诞生》）可以按帝国主义之间的文化政治来解读，韦伯的毕生工作也可以从政治焦虑的视角来看待。如果说康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在于乐观地肯定基于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本身的理性本质，并以此出发期盼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实现和普遍化（"永久和平"），那么在黑格尔的《法哲学》里，"永久和平"只能在"国际法"的语境里思考。在此，"宪政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世界历史"的构成部分或环节。 比较和可比较性问题随之与"世界精神"的自我展开（以及内部的不平衡和不平等）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内在地需要海外扩张，开拓海外殖民地，并表达了对德国在这方面的相对落后的焦虑（比如说国家对海外拓殖缺乏全盘组织和必要的扶植，放任自流导致德国海外移民对母国缺乏政治忠诚和经济贡献）。同时，黑格尔也看到，殖民地的独立和解放，殖民地人民政治意识的觉醒最终对宗主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继康德和黑格尔之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在韦伯的学术思想里达到了新的激烈程度。这种焦虑是在面对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更发达的形式时产生出来的；人们普遍感到，这种制度在阶级利益的处理和协商过程中拥有更强大的能力。因此，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韦伯与要求将德国确立为一个"政治"民族和统治"民族"--或曰"世界历史"民族（强权国家）--的韦伯是密不可分的。韦伯的"解决"方式对当代比较研究学者的启发性在于：他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官僚体制和"科层化"和文化领域的"职业化"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并倡导民主政治和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另一方面，他又反复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代尤其需要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经济政策"，需要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需要一种以全民利益为对象的精英文化，需要有关国家政治前途和文化前途的宽广的眼界、明确的自我认同、和坚定的信心。 韦伯嘲笑那种"中产阶级的怯懦"和那种沉溺于物质生活的安逸，在政治上但求无事、无所作为的庸人政治。在他看来，如果德国人拒绝在政治上担当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从而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充分展开本民族的文化性格，那么
"德意志帝国就将被证明是一个昂贵的摆设，一个徒有其表的、对德国文化有害的奢侈品；那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赶快扔掉这个我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然后以瑞士为样板改造我们的国家，把它化解为一系列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小州县，说不定还可以给他们配备好按纯正趣味修建起来的乡村法院。有人似乎相信小国寡民的文化价值观将为我们未来长远的生存提供意义和目的性。不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看我们的邻国（按：特指西边的英法和东面的俄国）能允许我们有多少时间在闲暇中培养这种小国寡民的文化价值观。"
可以看出，韦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和"经济政策"及文化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观点并行不悖。两者的共同基础不但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生存竞争的现实分析，也来自对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内在的、不规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他写道：
"说实在,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界(基督教意义上的世界)上的人都不能不感受到他受制于多重价值系统。孤立地看，每一个系统都好像在要求他绝对服从。但他不得不在这些神当中选择侍奉哪一个，决定什么时候侍奉这一个，什么时候侍奉那一个。但他总是发现，自己不是在跟这个神斗争，就是在跟那个神斗争，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与基督教的神还相去甚远……"
社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迟早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同一性"的假定。这种同一性贯穿于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和思想传统等不同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的观念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或形而上学命题。相反，它的背后一直有一种推动力，这就是对具体历史境况的政治介入和思想介入，而在这种具体历史境况中，同一性问题具有特殊的、批判的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概念意味着把经济当作"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来研究。诚然，对经济的关注也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本人曾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许多古典思想家在研究欧洲封建主义（例如俄国）、奴隶制（雅典和罗马）、甚至原始社会时也注意到经济问题。但是，在历史、理论和政治诸层面上，这种关注都被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析过度决定了。这就导致了同一性假定的第二个方面：即社会类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的同一性。对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共生关系的强调使马克思脱离了经济决定论。在这个方面，工商社会的兴起和作为主导社会规范的资产阶级生活形式成为一个杠杆，为世界资本主义环境下的历史分析和解释的"统一场"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出了社会意识的同一性假定。这种同一性--无论从积极的方面看，还是从消极的方面看--植根于统治阶级的通行的、占主导地位的、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二十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杰姆逊等等）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有关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假定，将其发展成第四个具有半自律性质的同一性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述了思想史和文化生产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话语结构，寻绎其哲学风格层面上的"内部符码"，并据此而提出了这个具有半自律性质的同一性假定。但是，就连旨在揭示形式的"内容"或"政治无意识"的分析套路（杰姆逊），从根本的方法论层面来看，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史之展开条件"（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论证了这个问题）的论述密切相关。在卢卡奇看来，这些条件包括三个方面：（一）阶级斗争的形式、有关国家内阶级斗争的震荡和激烈程度；（二）思想介入领域里所继承的哲学遗产；（三）直接的思想对手和意识形态对手的特性。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的普遍同一性"以及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上因不平衡的发展而造成的具体的、特殊的差异就构成了可比性的历史平台。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社会关系和矛盾及其特殊的意识形态-思想表述说明了对不同社会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所作的各种分析的内在意义和相互联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内部历史分期和标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正在发展中的消费-信息-金融的资本主义，连同其相应的文化或审美范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提供一个一般框架，用于分析世界的其他领域。这种基于西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发展内部关系来理解非西方社会及其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的思想传统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它既通过分析全球性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性展开而为可比性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和概念的框架，同时又在面对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矛盾时暴露出它自身根本性的局限。在所谓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体系一样，面对如何处理不均衡发展、价值多元和文化冲突问题，面对如何在历史和哲学的双重层面上重新思考普遍与特殊、单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396937212
网址：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
从这个问题的角度看，作为一门"理解的科学"的阐释学历史地产生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并非偶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思想总体上受制于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世俗领域在近代欧洲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扩展对意义的超越地域性的确定性、同一性、和普遍性提除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同样的历史进程也通过市场、金钱、技术、官僚管理制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而造成了传统的意义有机体的瓦解。韦伯后来曾提醒德国人，说当你看到一座气派的庄园或城堡时，它的美丽的外观丝毫不能告诉你它在房产按揭方面的是如何安排的。 也就是说，当新的个人或个体性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自身的统一性时，原先无机地悬置在经验时空中的事物和现象就向一个新的有机的符号体系汇聚；以往是异质的文化和生活形态不得不再一个扩大了的意义的共同体中力求达到新的和谐。然而，当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和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的道德心理结构不再能够承当意义共同体的仲裁者时，随着经验世界里具体意义变得流动、不确定、和难以把握，"意义"本身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比较研究的对象。从这个历史的角度看，"意义"问题的意义正在于"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的历史性出现，在于对它出现的具体历史条件的理解。我们可以用"阐释学的发明"来标明这一历史的关口。现代阐释学肇始于实施莱尔马赫的宗教阐释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而确立于以现象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和思想史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文本阅读理论（伽达默与利科）。"精神科学"（狄尔泰）文本理论、翻译理论、话语分析理论。穿越文本的活动以其内在的"主观性的悬搁"（the suspension of subjectivity)和"视界的融和"（fusion of horizon)等概念不但成为当代阐释学的标志，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
作为文本理论的阐释学理论的特殊韵味在于，它同时提出了主体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并把它同"文本间性"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的概念打成一体。的确,比较和可比性不仅预设了他者的存在，而且还力图围绕或通过他者来重新界定自我。就此而言，可比性观念表达了一种意愿甚至渴望，要实现不同人类群体的和平共处和相互理解。在对和平和共同利益的这种隐含的或明确的企盼中，比较思维必须与一个想象的总体同呼吸，共命运，而这个总体在概念上大于部分之和，也比部分之和更为复杂。因此，可比性问题作为对比较研究实践的反思检讨，就与有关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了。
因此，比较研究一方面要论证普遍性假定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要对它提出疑问。在捍卫普遍性观念时，比较的意识无意于支持以普遍人权、理性交往为名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与设。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观念的含义并非超越历史、社会、和文化差异性而直接诉诸普遍人性的文学写作，而是对不同生活世界之间的交流、理解、转译、和相关性意识的渴望。歌德自己在魏玛遍读欧洲各地的进步报刊（如《爱丁堡评论》、《两世界评论》）和所能搜集倒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如《鲁拜集》、《玉娇李》的德译本）。由此歌德得以通过领会其他生活世界的"意义"而返诸德国具体地说社会现实，致力于德国启蒙和民族文化建设。杰姆逊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当代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理论活动的目的不在于"订阅"哪一家理论话语或以哪一家理论品牌作为批评活动的范围。相反，它在于在理论话语之间进行无休止的中介活动，在于从种种受局限的理论立场和概念体系中把握其各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他们各自问题的相关性。 杰姆逊遂把历史视为"总体"，但他的总体论却建立在具体、特殊的问题域之间的联系和"可译性"之上，而非诉诸任何超验的"本质"。
比较研究无意赞同被意识形态所利用或浸透着意识形态的世界历史目的论，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目的论。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正当性对于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仍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但非西方国家在以民族国家理论对抗西方霸权时，不能不对民族国家内在霸权的扩张势能有所警惕。这种过度扩张在后现代性和全球化条件下往往被误认为对民族主义的超越。这不但是美国的全球帝国形态的内在悖论，也把西方现代性中有关"人的本质"（人权、自由，平等，等等）的种种修辞术还原到一个充满等级制的、不均衡、不平等的历史现实中去。相反，本文旨在全面思考不同社会经济系统和文化传统的相关性和相依性问题，认识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对一个多元的价值和政治系统进行乌托邦式的探寻，而这个多元系统允许具有根本差异性的生活方式和主体立场的共存。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普遍性和可比性这两个概念植根于特殊性之中，涉及到根本的物质和历史特殊性；比较及其过度伸展--伸展进普遍性话语-是特殊性的文化思想表述、政治表达乃至自我肯定的有机组成部分。用一种略带黑格尔意味的语言来说，或者再准确一些，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语汇来说，它们是特殊性的自我意识。
与此同时，对普遍性假定提出疑问，并不是在暗示说，人们可以轻易地退回到各种以宗教、种族、族群和性别本质主义或"被建构性"为基础的身份政治话语，或者从文化或文明的视角来划定全球冲突的战线。相反，对普遍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旨在追究普遍性概念的历史和政治渊源，以便从内部重新思考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这种批判是要从比较和可比性的问题出发重新思考普遍性的概念。这番带有历史具体性的重新思考还将表明，作为特殊性的自我意识，普遍性概念是通过特殊性的内在的历史和政治逻辑--尤其是资产阶级财产和主体性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理性实现"--产生出来并获得界定的。在经过了这样的界定之后，从比较和可比性的角度对普遍性所做的重新思考迟早会推进到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即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比较和可比性的概念本身摆脱了对本质、普遍形式的柏拉图式热情。它也反对黑格尔的假定：按照这个假定，以往的一切历史发展阶段必然在一个建基于特殊的民族、宗教、种族或文化传统的理想政体或理想化政体中达到极致和圆满。但是，就连对协商、中介和临时性的最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介入也要以一个谨慎的信念--即便不是信仰的话--为出发点。这个信念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系统确实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可以将它们置于一个融贯的叙事和再现总体中，从历史和理论的层面上加以理解。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比较的目的是要探寻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转译或可转译机制，而这种机制是历史地、唯物主义地积淀下来的。
康德在《带有世界性目的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历史……使我们产生了一个希望：如果它大规模地考察人类意志的自由运用，它就能够发现源于自由意志的行动中间的一种有规律的推进过程。同样，我们也可以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尽管个体的行动包含着一些引人注目的杂乱的、偶然的因素，但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可以确认，这些因素体现了人的原初能力的持续而缓慢的发展。
这段话并没有明确涉及到比较社会和文化研究的问题，但是，它从"整个人类"的缓慢发展及其原初能力的实现出发规范地界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一来，康德的历史观念就在总体性观念的背景下确立起来。这种总体性观念既承纳又压制了比较和可比性问题。
如果说尼采的早期著作（《不合时宜的思考》和《悲剧的诞生》）可以按帝国主义之间的文化政治来解读，韦伯的毕生工作也可以从政治焦虑的视角来看待。如果说康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在于乐观地肯定基于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本身的理性本质，并以此出发期盼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实现和普遍化（"永久和平"），那么在黑格尔的《法哲学》里，"永久和平"只能在"国际法"的语境里思考。在此，"宪政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世界历史"的构成部分或环节。 比较和可比较性问题随之与"世界精神"的自我展开（以及内部的不平衡和不平等）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内在地需要海外扩张，开拓海外殖民地，并表达了对德国在这方面的相对落后的焦虑（比如说国家对海外拓殖缺乏全盘组织和必要的扶植，放任自流导致德国海外移民对母国缺乏政治忠诚和经济贡献）。同时，黑格尔也看到，殖民地的独立和解放，殖民地人民政治意识的觉醒最终对宗主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继康德和黑格尔之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在韦伯的学术思想里达到了新的激烈程度。这种焦虑是在面对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更发达的形式时产生出来的；人们普遍感到，这种制度在阶级利益的处理和协商过程中拥有更强大的能力。因此，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韦伯与要求将德国确立为一个"政治"民族和统治"民族"--或曰"世界历史"民族（强权国家）--的韦伯是密不可分的。韦伯的"解决"方式对当代比较研究学者的启发性在于：他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官僚体制和"科层化"和文化领域的"职业化"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并倡导民主政治和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另一方面，他又反复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代尤其需要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经济政策"，需要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需要一种以全民利益为对象的精英文化，需要有关国家政治前途和文化前途的宽广的眼界、明确的自我认同、和坚定的信心。 韦伯嘲笑那种"中产阶级的怯懦"和那种沉溺于物质生活的安逸，在政治上但求无事、无所作为的庸人政治。在他看来，如果德国人拒绝在政治上担当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从而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充分展开本民族的文化性格，那么
"德意志帝国就将被证明是一个昂贵的摆设，一个徒有其表的、对德国文化有害的奢侈品；那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赶快扔掉这个我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然后以瑞士为样板改造我们的国家，把它化解为一系列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小州县，说不定还可以给他们配备好按纯正趣味修建起来的乡村法院。有人似乎相信小国寡民的文化价值观将为我们未来长远的生存提供意义和目的性。不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看我们的邻国（按：特指西边的英法和东面的俄国）能允许我们有多少时间在闲暇中培养这种小国寡民的文化价值观。"
可以看出，韦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和"经济政策"及文化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观点并行不悖。两者的共同基础不但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生存竞争的现实分析，也来自对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内在的、不规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他写道：
"说实在,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界(基督教意义上的世界)上的人都不能不感受到他受制于多重价值系统。孤立地看，每一个系统都好像在要求他绝对服从。但他不得不在这些神当中选择侍奉哪一个，决定什么时候侍奉这一个，什么时候侍奉那一个。但他总是发现，自己不是在跟这个神斗争，就是在跟那个神斗争，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与基督教的神还相去甚远……"
社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迟早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同一性"的假定。这种同一性贯穿于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和思想传统等不同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的观念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或形而上学命题。相反，它的背后一直有一种推动力，这就是对具体历史境况的政治介入和思想介入，而在这种具体历史境况中，同一性问题具有特殊的、批判的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概念意味着把经济当作"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来研究。诚然，对经济的关注也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本人曾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许多古典思想家在研究欧洲封建主义（例如俄国）、奴隶制（雅典和罗马）、甚至原始社会时也注意到经济问题。但是，在历史、理论和政治诸层面上，这种关注都被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析过度决定了。这就导致了同一性假定的第二个方面：即社会类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的同一性。对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共生关系的强调使马克思脱离了经济决定论。在这个方面，工商社会的兴起和作为主导社会规范的资产阶级生活形式成为一个杠杆，为世界资本主义环境下的历史分析和解释的"统一场"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出了社会意识的同一性假定。这种同一性--无论从积极的方面看，还是从消极的方面看--植根于统治阶级的通行的、占主导地位的、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二十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杰姆逊等等）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有关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假定，将其发展成第四个具有半自律性质的同一性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述了思想史和文化生产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话语结构，寻绎其哲学风格层面上的"内部符码"，并据此而提出了这个具有半自律性质的同一性假定。但是，就连旨在揭示形式的"内容"或"政治无意识"的分析套路（杰姆逊），从根本的方法论层面来看，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史之展开条件"（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论证了这个问题）的论述密切相关。在卢卡奇看来，这些条件包括三个方面：（一）阶级斗争的形式、有关国家内阶级斗争的震荡和激烈程度；（二）思想介入领域里所继承的哲学遗产；（三）直接的思想对手和意识形态对手的特性。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的普遍同一性"以及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上因不平衡的发展而造成的具体的、特殊的差异就构成了可比性的历史平台。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社会关系和矛盾及其特殊的意识形态-思想表述说明了对不同社会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所作的各种分析的内在意义和相互联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内部历史分期和标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正在发展中的消费-信息-金融的资本主义，连同其相应的文化或审美范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提供一个一般框架，用于分析世界的其他领域。这种基于西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发展内部关系来理解非西方社会及其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的思想传统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它既通过分析全球性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性展开而为可比性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和概念的框架，同时又在面对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矛盾时暴露出它自身根本性的局限。在所谓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体系一样，面对如何处理不均衡发展、价值多元和文化冲突问题，面对如何在历史和哲学的双重层面上重新思考普遍与特殊、单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396937212
网址：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
